【秦皇岛日报】董劭伟：长城万里跨龙头——山海关作为明代长城东端起点的历史考察

长城从先秦到明清一直发挥着独特的历史作用。就实物遗存而言，明代长城遗址是现存古代长城的主体部分：有的保存较好，一眼便能从延续的墙体看出长城的风貌；有的经修复得以再现雄姿；也有的仅剩残基，无言诉说着过往的沧桑。就秦皇岛地区而言，以前两种情形为主。从山海关老龙头开始，直至卢龙县刘家口，境内长城大体上都能具象呈现，其间角山、板厂峪、界岭口、罗汉洞及刘家口等多处，经科学修复后大体上一如其初。

1990年曾有报道称，丹东市召开明长城东端起点论证会，明确了明长城东端起点位于虎山。于是，北方的明长城从嘉峪关到鸭绿江畔的虎山长城，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诉说着波澜壮阔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而在此前，山海关一度被认为是东端起点，这甚至作为常识被写入中小学课本。1990年以后，秦皇岛本地的宣传报道便越来越“不自信”，尤其是2009年国家文物局公布明长城调查数据，确认中国明长城总长为8851.8千米之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自此，提及山海关时，往往略带遗憾地称这里“曾经”被认为是长城的起点，或说山海关（确切地指老龙头）是“海上长城”的起点，仿佛唯有如此才能挽回一些“起点”地位失落后的安慰感。总之，人们已很不好意思再直接说山海关是整个明长城的东部起点。

国家文物局的调查具有权威性，这一点毋庸置疑，也是向世界展现长城作为中华民族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重要象征的充分依据。这是我们的骄傲——当然，这是从现存文物角度全景式审视明长城所得出的结论。然而，若我们将目光拉回明代历史，审视长城的变化，也能清晰地看到一个值得玩味的事实：明代北方长城的修建本身是分段进行的。这就像京杭大运河一样，也是几段连接而成，最终成为今天所见的大运河。与长城不同的是，运河是流动的运输线，有明确的起点与终点；而明代每一段长城，都是为承担相应区域的防御工事而存在。虽然是延绵不断的墙体，但所谓“起点”，只是我们今天将长城视为一条线时，以线段一端来作的比喻——这是当代人从整体上审视全部长城（或遗存）所得出的认知。然而事实上，明代修建长城有明确的时间性。换言之，若站在明朝某个时间节点来看长城，彼时所见理当比今天更为完整，但未必能看到今天所见的所有长城。道理很简单：明代那个时间节点上，有些地方尚未修建长城。打个长时段的比方，元朝看不到明代长城，明前期也看不到明后期的长城。我们不能在彼时彼刻看到另一时刻才出现的事物，否则便难免“关公战秦琼”式的错位了。

回到本文主题。山海关长城是明代前期长城的东端，也是此后辽东长城的起点。若非要借用“起点”这一词汇，那么前期已经存在的山海关长城，正是后续修建辽东长城的起点。首先，山海关长城修建较早。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筑山海卫城”，山海关长城在明初便已出现，此后一直作为重要关隘存在。明迁都北京后，更是北方咽喉要冲之一。史料中常见这样的表述：“自山海、永平、蓟州抵居庸关”（1426年）“自山海至居庸守关将校”（1426年）。甚至到1458年，朝廷命大臣巡视长城时，仍为“巡视居庸关直抵山海一带”。直到1503年，才提及“辽东边墙自山海关抵开原，延亘二千余里”——这已是明朝建立一百余年之后的事了。明前期以防备元朝残余势力为主，后期逐渐转为防备建州女真，对辽东长城的提及也日渐增多。至17世纪初，辽东已成明朝廷最为关注的方向。虽然辽东镇设置较早，一些卫所城池也陆续在明初开始修建，但从连成规模的长城来看，山海关在明朝属于东部最早修建者。从这个角度而言，向今东北方向延伸的长城，其起点仍是从山海关长城体系外延而去的。站在那个历史节点上看，山海关恰恰是东北长城的起点——这个“起点”是指从这里开始修建后来的辽东长城。据辽宁省文物局编著的《辽宁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记载：“辽东长城是在辽东镇整个防御体系逐渐完善过程中陆续修筑的”“明辽东边墙应开始修筑在永乐宣德以后”“辽东边墙最早为正统二年（1437年）”。

关于山海关到东北的长城情况，明初在东北便设立了九边之一的辽东镇。虽然长城墙体修建稍晚，但一些防卫工事后来也被视为长城相关设施，且较早便开始修建。如绥中县长城学会2013年编著的《绥中长城志》提及，前屯卫所“是辽东镇南路路城，位于今绥中县前卫镇所在地。建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现在还保存完整的“中前所城在明代属广宁前屯卫所辖，建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明史》卷一百七十七《王翱传》载：正统七年（1442年），“提督辽东军务……王翱乃躬行边，起山海关抵开原，缮城垣，浚沟堑。五里为堡，十里为屯，使烽燧相接。”据明代朝鲜人崔溥所撰《漂海录》可知，至1488年时，东北长城已形成体系，“山海关以东，又筑长墙，置堡子”。不过，“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率部首先突破了明辽东边墙的抚顺关和清河城并拆毁二城，至此，辽东边墙在实际上已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明后期，因努尔哈赤突破长城、占据沈阳等地，辽东所有长城失去此前的防御功能，山海关的地位因此更为凸显。正如《明实录》所载蓟辽总督王象乾于天启二年（1622年）的奏文所言：“燕京以山海、居庸为东西门户。”如今悬挂于山海关城楼的“天下第一关”匾额出现较早，至少明代弘治十四年（1501年）的《永平府志》已有记载：“城之东门即山海关，扁曰‘天下第一关’。”

东北区域的明长城始建于正统二年（1437年），距明朝建立已近七十年。而明永乐迁都北京后，山海关在内的蓟镇长城地位最为重要；明后期更显紧要，甚至山海关的易手，根本性地决定了明王朝的“甲申之变”。

山海关是明代蓟镇长城的东端，这是无争议的事实。综合以上论述亦可看出：山海关也曾是明代前期整个长城的东端，或曰东端起点。从现存遗址角度而言，认定虎山长城为明长城整体面貌完备后的起点，并无不可。但若回到历史时间与空间同步的现场，加上这样一句话——山海关是明代长城通往东北方向的修建起点——则更具动态性，也更符合历史事实。它契合了当时战略防御的需要，正是从这里开始，明朝拓展修建了通往东北的连绵长城。

下一条：【团结报】​深化中国科学技术史与文明演进研究 ——“科技史与文明演进学术研讨会暨河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综述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