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日报】程晋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筑牢全媒体传播主阵地

数字技术和智能媒介的跃进带来了信息的爆炸式生产和裂变式传播，深刻改变了人类的信息生产、流通、交互的方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深刻把握了数智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契机，洞悉了媒体发展与信息传播的内在规律，进一步将媒体体系构建与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二者深度链接。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其关键在于发展好、运用好媒体，打造兼具引领力、服务力和影响力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把牢全媒体发展方向

巩固意识形态主阵地

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要与全媒体的传播环境相适应，其落脚点在于进一步释放主流媒体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从“相加”迈向“相融”，加快形成“纸媒-广电-数智”相贯通的立体性主流媒体平台。传统媒体长于文字叙事和逻辑表达，能够充分展现主流话语的科学性、说服力。新兴数智媒体则长于图像呈现和视频流铺陈，能够更好地推动主流价值传播。二者的有机融合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党的话语声量，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版图。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促进主流话语生产和传播方式与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相对接。充分结合人工智能、算法工具在整合主流话语资源、输出主流价值内容方面的优势，与人的智力活动形成叠加和增益，增加主流话语内容在短视频、社交媒体、虚拟空间中的“出镜率”，提升“正能量”内容对于去中心化、泛娱乐化网络环境的适应能力，破除主流内容产出方面的思维窠臼和宣传套路，积极吸纳多元化、年轻态、当下性的话语模式，提升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当代青年、趣缘群体、网络社群的吸引力。

发挥全媒体技术效能

优化公共服务新生态

在文化消费场景日趋线上化、产品日益数字化、方式日益媒介化的趋势下，要发挥媒体技术效能，激活公共服务的“神经末梢”，打通信息惠民“桥梁隧道”，推动文化资源向基层流动。一方面，要明晰全媒体在繁荣公共文化、丰富文化服务中的纽带作用。全媒体打通了线上线下的传播关隘，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客观限制，将各种文化载体、文化现场转化为持续传播的视听语言，构筑全民性、全时性、全域性的文化消费和文化普惠场景。我们要将全媒体传播平台打造成为普及全民阅读、宣传民俗文旅、欣赏文艺展览的多元空间，积极构建公共文化记忆，增强优秀文化、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向心力。发挥VR文旅、数字展厅、虚拟博物馆等新业态的积极作用，推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借助数字媒体技术，积极搭建智能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缩小地区差异等带来的“数字鸿沟”。主流媒体和文化、教育等部门要拓宽沟通渠道，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收集、统计、分析功能，了解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倾向以及缺口，运用全媒体平台优化文化资源再分配，推动文化资源在城乡之间的相互流动与合理配置。

拓展对外传播新路径

增强国际话语影响力

我们应当意识到，承载主流思想、优秀文化、核心价值的信息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正面临算法分发、圈层传播、舆论噪声的多重挑战。《决定》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我们要拓展对外话语传播的新路径，让中国声音跨越山海、直抵人心。一方面，要积极构建中国话语、中国价值、中国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声音场和能量场。从媒体技术上突破国际媒介环境中的算法困局，让中国声音能够从算法偏见、技术黑箱的迷雾中突围。发挥全媒体在加强内外宣传联动方面的优势，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和媒体对海外用户的终端触及力。另一方面，主流媒体要搭建全媒体的宣传框架，优化中国文化的叙事方式和媒介展演方式。拥有好故事，更要讲好、传播好故事。主流媒体要积极借助大数据的偏好分析模型，采用广受海外用户喜欢的叙事方式来言说中国故事，实现有针对性的文化输出。主流媒体要牵头社会媒体和自媒体，形成体系化、专门性、多渠道的对外文化传播布局，使中国文化跟随全媒体传播渠道，与日常消费、娱乐方式、文艺作品有机融合。

立足新时代，全媒体建设既要守牢意识形态主阵地，也要深耕公共服务“责任田”，更要创新对外话语体系，打好国际传播“主动仗”。唯有以系统性改革破除机制壁垒，以技术创新赋能、以全局思维优化传播生态，方能真正构建起导向鲜明、服务高效、影响深远的新型文化传播格局，让主流声音传得更开、更广、更深入。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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