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报】典籍求是 体用贯通——《“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评介

【前 言】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秦飞的学术专著《“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计38.3万字，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成果，中国人民大学黄朴民教授和山东大学杨朝明教授从学术史角度对之给予充分认可。

《“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一书是秦飞博士十余年耕耘于孔子思想研究的成果，同时也是学界关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史料整理和专题研究角度都具有创新性。

作为秦飞博士自2014年入职以来便见证其教学科研并进的同事，本人对其能够秉承孔子诲人不倦、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在“乐教爱生”的育人工作的同时，不断求是创新于学术实践的执着精神表示由衷敬意。

笔者不揣谫陋，在此略陈拜读《“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后的些许认识，以就教于方家达人。

众所周知，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对孔子的研究一直是长久的重要命题。孔子长期从事教育事业，据载孔子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就有七十二人，而且孔子弟子常常随时记录老师的言语，这一庞大的弟子群体在孔子教学过程中记录了孔子大量的言论，《论语》作为“门人相与辑而论纂”的结果，只记录了孔子言行的一部分。因此，如何认识其他典籍中的孔子遗说，就成为当今孔子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这一课题随着出土文献对学术研究，尤其是对传统辨伪学研究的推进而有了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相关研究成果格外丰硕，就研究资料而言，概受唐宋以来疑古思潮的影响。此后学者多倾向于《论语》是唯一可信的孔子资料，其他孔子遗说则往往存疑而并不为太多人采用，故而已有围绕孔子思想的专题研究多聚焦《论语》而展开。

《“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一书立论的首要的创新性便是考证了大量《论语》之外的孔子遗说，在围绕相关资料的“知识考古”中首先考证材料的可靠性，并扩大研究孔子的文献范围，在此基础上，尝试借助这些“新材料”，增进对孔子尤其是其晚年思想学说体系的认识。

通过《“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一书可以了解到，对于以“哀公问孔”为主题的孔子遗说，在文本内容上，这些史料是以哀公问、孔子答的宾主问答体形式记录的对话，在现存的孔子所有对话材料中，“哀公问孔”材料留存数量多，是鲁国国君哀公向“国老”孔子咨询治国理政之道的问对，记载了孔子对为政者修养、王道政治、仁礼思想与军事刑罚等问题的看法，是研究孔子晚年政治思想的珍贵史料。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哀公问孔”彰显了孔子晚年圆融会通的思想境界。经历仕鲁、周游列国等重要人生阶段后，孔子晚年的思想境界已然有了新变化，以往学者囿于史料之不足，多从授徒讲学、整理古学等角度研究孔子晚年思想，并以此探析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境界。“哀公问孔”发生在孔子生活相对稳定、思想最为成熟的境况下，这一部分材料不仅体现了孔子晚年政治思想，体现其天人和谐的政治思想形态，还体现了其整个思想体系内部的交融与互动，揭示了孔子晚年的政治思想境界。

《“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一书共分为七章，从文本校勘、个案研究和思想考察三个角度，对“哀公问孔”材料进行了整理、考证与思想研究。

以明晰资料情况作为立论基础

《“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一书在资料来源或出处方面，涉及《孔子家语》《说苑》《荀子》《礼记》《大戴礼记》《韩非子》《论语》《史记》《论衡》《新序》《韩诗外传》《吕氏春秋》《左传》《孔丛子》《庄子》《尸子》等16部先秦两汉的儒道法杂等学派的传世文献（按摘录次数递减排序），以及上博简《鲁邦大旱》、八角廊汉简《哀公问五义》、双古堆汉牍《鲁哀公问孔子当今之时》、俄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等4处直接相关的出土文献。

以上材料经作者整理后确定为：凡73条32个主题３万多字。

作者爬梳了相关材料的流传情况，判断出“哀公问孔”材料存在大量重文，这些材料有实录，亦有“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的润色之笔，甚至还有以“子曰”的方式，代言立说的假托，且因流传复杂，反映了不同记录者对同一主题文本理解的微妙差异和时代特色。

《“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一书对相关资料的成书和流传复杂情形进行正本清源，认真加以甄别和考证。为此，作者系统整理了“哀公问孔”材料，通过表格形式简洁清晰地呈现史料的出处与内容，继而从“对话”发生的历史背景及相关材料成书与流传方面，系统考察材料的独特价值。在严密考证的基础上，提出这批史料最初成书应主要有鲁国的史官所记、孔子弟子及其后学所记、孔子自己所记、“时人”的口耳相传及传抄、后人的附会等五方面，此后之所以又能从不同典籍中看到大量重文，则主要源于西汉“秘府”所存书籍文献。

娴熟的文献考订功夫

《“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一书的第二章到第四章分析了各类材料的可靠因素，从校勘全体文本和考证典型个案两个相辅相成的研究路径展开，扩大了孔子研究的文献依据。

作者按照文献整理的法则，择一善本为底本，对同一主题的材料进行逐一比对，辨析出不同文本的优劣和成书，在严密考证中得出结论，认为孔安国对西汉秘府的孔子资料进行了较早的整理，其编撰的《孔子家语》保存“哀公问孔”材料最多，且文本古朴，记录完整，改动较少，多数记载可作为研究孔子的资料使用。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按照可靠、较为可靠、不可靠的顺序，对“哀公问孔”材料中较为典型的文本材料作了个案研究，一方面，通过文献学考察，还原史实、辨析不同撰者记载不同的原因及其写作意图；另一方面，结合经典诠释学的理论与方法，解析历代注家的经典评注，对比分析在汉学和宋学不同视野下，不同注家诠释文本的异同，最终认为解经者对同一史实的解读差异较大，带有明显的时代、个人特色，而初始的记录者亦在记录历史事件时会带有不同的取向和侧重。此外，作者还对可靠性程度不同的三类史料，如何开展思想史的研究作出了相应判断。

透过文献意涵进行学理阐释

《“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一书的第五章到第七章属于三个专题性研究，依据“哀公问孔”材料，从“为政以德”“为国以礼”“天道性命”三方面，考察孔子治国理政思想，揭示孔子晚年的思想形态，认为孔子晚年围绕如何治国理政，总结建立了一整套以“人本”为经纬的政治伦理学说。三个专题从文献考证上升至思想研究，既抉发“哀公问孔”材料的思想史内涵，又以此反向佐证材料的可靠性。

对于“为政以德”来说，作者认为，孔子此主张的思想实质是“以人为本”和“以仁为本”，希望人们能够以“仁”修身，注重为政者尤其是国君在修身上的领导示范作用，并指出选拔人才要注重其“德”应高于其“能”。

对于“为国以礼”，作者认为，“为国”与“为政”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为政”的主体侧重于“为政者”，而“为国”的重心则在于“国”，针对两个不同主体，孔子回应的方式、方法也有不同。在孔子看来，“为政者”要注意自身的德行修养，以自身的表率带头作用带动周围的人上行下效以实现“无为”德治，由此推广开来，可实现天下大治，因此孔子格外注重君子之“德”的修养。“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自然与为政者密切相关，但两者的表现形式又有不同，“为国”需要一个更富有外在规定性的东西来管理秩序，对孔子来说这个东西就是“礼”。换言之，虽然“为政”与“为国”两者的行为主体都是为政者，但因对象不同而导致施用的方式、策略不同，前者用“德”，后者施之以“礼”，这是孔子为政治国思想的精要所在。此外，“哀公问孔”材料中的礼学思想有两点内容值得注意：第一，对礼仪与礼义的关系，一方面非常重视内在礼义，认为“仁”是制定礼仪的出发点，也是施行礼仪的根本目的和落脚点，同时还特别注重礼仪的外在规范作用及其对礼义的成全。第二，与其后历朝历代的皇权特别强调下级对上级的单向礼制规定不同，孔子强调礼的践履是双向的，要求双方是一种对等、相互的关系，要保证在人格上保持平等。

对于“天道性命”，作者认为，天道性命思想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立论之基，如“大婚之论”中呈现的那样，孔子从“人道政为大”开始论述，形成了“人道—政—爱人—礼—敬—大婚”这一较为系统的论说体系。

总之，通过对“哀公问孔”材料的文献学和思想史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思想体系内部的交融与互动，展现了孔子晚年至高境界的思想形态。

结语

结合《“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一书的内容，笔者梳理了其研究的旨要，就该书的价值而言，则兼具学术和应用两个层面。

在学术方面，《“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一书增进了对中华文明“元典”文化研究的认识。要全面准确地研究孔子、研究儒学，认识它们的学术贡献，认识它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必须正确认识孔子研究的资料问题，这不仅是孔子研究、儒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整个中华文明“元典”研究的基础。因此，学界有必要对“哀公问孔”这些孔子遗说展开充分研究。此前学界研究部分地涉及“哀公问孔”的史料，但因这批史料分布零散，且因材料可靠性备受质疑等原因，学界对“哀公问孔”材料进行系统搜集、整理研究的成果并不多。为此，该书以考证“哀公问孔”材料的可靠性为突破口，依借《论语》来研究《论语》之外的孔子遗说，试图厘清以“哀公问孔”为代表的孔子遗说在周秦两汉时期的成书和流传，揭示孔子思想传播、嬗变的理路，并适当扩充了孔子研究的文献依据。

在应用方面，《“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一书有助于对孔子晚年的思想精华进行科学继承和弘扬。“哀公问孔”材料是一批难得的集中论述孔子晚年政治思想体系的文献，记载了鲁哀公向孔子咨询治国理政之道的问对，涵盖了孔子晚年对王道政治、为政者修养、仁礼思想、军事刑罚等问题的看法，体现了孔子晚年对其一生政治思想的总结与升华，对研究孔子晚年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在文献基础上的阐释研究完善了对孔子晚年活动和思想，尤其是对其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这些颇具功力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为我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了典范，其具体研究结论对当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也颇具历史启示意义。

（作者系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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