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日报】斯文在兹 辉耀千秋——读《“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秦飞副教授新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学术专著《“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以下简称《哀公问孔》），拿到书以后笔者认真拜读一过，深觉此书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洵为佳构，不仅大有益于学林，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皆有助推作用。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尊奉为“至圣先师”。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称：“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历代学人的接续努力，孔子思想研究几乎已经达到了题无剩意的程度。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即将古籍按内容分作四大部类“经史子集”，这种四部分类法影响深远。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大型古籍丛书依然以此命名。经，原本指织布的纵线，有固定、不变之意，后引申为不变的真理。先秦时代，人们就把一些典籍称为经。汉代以后，经则一般专指儒家经典。经学是解释儒家经典著作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部分。

经学研究在历史上一直是主流，是顶流，最优秀的学者大多即经学家。国学大师钱穆曾说“经学向认为是中国学术中最先起而又是最重要的一门学问”“所谓‘经学’，则确然成为中国各项学问中之最重要者，并可称为是中国学问之主要中心”，当代学人朱杰人也曾说“经学贯穿于中国整个的传统学术史”。正如大家所知，讲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并无成系统的著作传世，孔子的言行思想大作体现在由其弟子与再传弟子所编纂的《论语》一书中，虽为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但仅仅依靠《论语》中的记载，很难全面准确地研究孔子，如何认识其他典籍中的孔子遗说，就成为当今孔子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

黄朴民教授是秦飞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读博时的导师，他在序言中也指出：“自儒学诞生之日起，对儒学的关注与研究其基本命题的讨论，可谓已经到了陈陈相因、题无剩义的地步。要在这个基础上有所补直、进而有所突破，可谓是举步维艰，难以为继。”而秦飞凭借着自己深厚的学术积累迎难而上，以文献学与思想史双向互证的方法将孔子思想研究推向深入。《哀公问孔》一书义理、考据兼备，学术价值粲然可观，诚如黄朴民教授所言：“秦飞所作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拓宽和推进孔子和儒学的文本研究，这是很重要的学术贡献。”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杨朝明也对秦飞的研究给予肯定，他认为该书“是对孔子晚年遗说在文献与思想方面的综合考察”，在具体问题上，“有不少创新看法，对不少问题提出了独立见解”。该书长处颇多，兹举其荤荤大者，胪述如下。

首先是求索之深。“哀公问孔”的材料是以（鲁）哀公问、孔子答的宾主问答体形式记录的对话材料，成分复杂，分布零散，且有大量重复文本。“哀公问孔”材料的时间分期非常明确，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归鲁后至孔子逝世的这一段时间，属于孔子晚年遗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主题思想的不同，这里将“哀公问孔”材料概括为“沐浴请讨”“五仪之教”“为政以礼”“取人之法”“守国之道”“舜冠何冠”“最贤之君”“徙宅忘妻”等32个主题对话材料。涉及为政用人、君子修养、性情天命、军事刑罚、礼仪规范、古谚俗语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这些材料看似琐碎，但因对话双方身份特殊，是鲁国国君哀公与“国老”孔子的对话，加之孔子关切的对话主题比较明确集中，使得这部分材料都围绕着“为政治国”这一共同的思想主旨展开论述。所以，这些发生在孔子周游归鲁之后的对话，是研究孔子晚年思想、事迹的不可多得的材料。

《哀公问孔》一书较为全面地收集、梳理了魏晋以前“哀公问孔”材料，并尝试着将其分为传世文献（又分为“儒家类文献”“非儒家类文献”）和出土文献两类文献分别进行考察，以充分考虑材料的“主次”性和“主体”性问题，探察研究对象的可靠性，把握历史研究的客观性。认为“非儒家类文献”不适宜作为研究孔子学说使用，却可以作为研究经典诠释学、思想史的文本材料；而“儒家类文献”和“出土类文献”则相对可靠，在经过对“哀公问孔”材料的仔细对比之后，秦飞认为存留这批材料最多的当属《孔子家语》。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对“哀公问孔”材料进行梳理、考证与甄别之后，列出图表，将“哀公问孔”材料划分作为政治国、君子修养、天道性命三大版块共32个细目。作者不仅精细化梳理了各种材料，更通过这些材料对孔子思想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分析了孔子晚年思想的特质，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孔子的思想是一个圆融统一的有机整体。

其次是闻见之博。自王国维首倡“二重证据法”，强调考证古史应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印证，对先秦史、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和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出土文献对学术研究的推进，对传统辨伪学有了很多新认识，极大地推动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哀公问孔》一书借此新契机，通过考证以“哀公问孔”材料为中心的孔子遗说，在考证材料可靠性，适当扩大孔子研究的文献范围的同时，也试图借助这些“新材料”丰富孔子思想，增进对孔子尤其是其晚年思想学说体系的认识。

据秦飞的统计，“哀公问孔”的材料出现在《孔子家语》《说苑》《荀子》《礼记》《大戴礼记》《韩非子》《论语》《史记》《论衡》《新序》《韩诗外传》《吕氏春秋》《左传》《孔丛子》《庄子》《尸子》这16部先秦两汉典籍之中（按摘录次数递减排序）。这些传世文献获得固然容易，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各种类型的古籍数据库相继建立，数据检索、资料获取变得异常容易，乾嘉诸老的博闻强识在e考据面前也会相形失色。但e考据作为一种方法，背后依然是人，释读分析文献的人在起决定作用。

除了传世文献，“哀公问孔”材料还涉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鲁邦大旱》，俄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八角廊汉简《哀公问五义》、双古堆汉牍《鲁哀公问孔子当今之时》等4处直接相关的出土文献，凡73条32个主题3万多字。

最后是应用之广。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世界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高度契合，这种思想不仅彰显了东方智慧，更是中国古代大同世界理想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毫无疑问，儒家的仁爱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道德基础。

要全面研究孔子对整个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贡献，就必须正确认识孔子研究的资料问题，对典籍中的孔子遗说有一个全面而仔细的清查与考证，这是开展所有研究的基础。秦飞的《哀公问孔》一书通过研究“哀公问孔”材料的可靠性问题，为全面认识孔子遗说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参考，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对所有孔子遗说和中国“元典”文化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思想史的研究。“哀公问孔”材料有助于深入解读孔子晚年思想，秦飞从“为政以德”“为国以礼”和“天道性命”三个方面考察了孔子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系，并指出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实质是“以人为本”和“以仁为本”;“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仁”是制定礼仪的出发点，也是施行礼仪的根本目的和落脚点外，同时强调礼的践履的双向性，要求双方是一种对等、相互的关系，在人格上保持平等；孔子晚年至高境界的思想形态主要表现在孔子的“天道性命”思想方面。孔子晚年思想达到的至高境界，在“哀公问孔”材料中主要展现为子贡“不可得而闻也”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的内容，体现了孔子“天人合一”的天道性命观思想。

斯文在兹，辉耀千秋。秦飞的《哀公问孔》一书不仅在孔子思想研究方面作出了比较重要的学术贡献，更是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的生动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了一份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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