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日报】董劭伟：《静晤室日记》所见金毓黻与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自1923年以来历经风雨沧桑而愈发充满活力，在建校100周年之际，回顾学校历史长河，可以看见一个个鲜活人物，一桩桩动人事件，构成了百年进程中的耀眼片段，激励着今天的东大人奋发有为，再创佳绩。曾与东北大学渊源颇深的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也是著名东北史学家、东北文献学家，东北史地文献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一生倾心史学与文献等，自谓“人世间事，惟治学问最极有味”，除了出版了十余种学术专题著述外，还留下了一部数百万字的日记文献——《静晤室日记》。在这部日新而新的自传“起居注”中，除了日常行动的“实录”外，还记录了大量学术方面的内容，比如学术构想、思索等及部分研究成果情况，据此实际上可以复原金毓黻的学术年谱、著述编年，本文则主要从其连绵不断的日记中与东北大学有关的篇章出发来梳理他与东北大学的密切关系，这主要集中在上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东北大学在沈阳时期，及抗战中后期东北大学迁移四川三台时，两个时间段中与东北大学有关事务，金毓黻的日记中都有记录。从中很容易看出，金毓黻对东北大学或东北大学对金毓黻都是“当事”双方重要环节。

1930年1月21日，金毓黻被委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23日正式上任，此后在参加各类事务活动中开始与东北大学接触，当年和次年的7月1日东北大学第二期和第三期毕业典礼也出席了，当时的校长张学良也参加了，“东北大学第二期学生毕业，举行礼式，余往观礼。司令长官兼任校长，亲莅行礼。”据此便知金毓黻一开始接触东北大学便是很正式且不是偶尔的列席，在1931年4月26日还参加了东北大学八周年纪念活动，这一时段，金毓黻与东北大学交往非常频繁，当然对学校情况他也便加深了了解，关爱文化事业的他因此在1930年7月31日完成《东北讲学之今昔》一文，从古到今撰述了东北教育情况的前世今生，并不惜重墨专门介绍了东北大学，赞扬东北大学开拓了东北国学教育的规模，因而“东北大学者，东北最高之学府也”，同时肯定了东北大学师资配备方面的倾力投入，认为“并世国内诸大学，几无出其右者”“今日东北讲学之中心，盖非该校莫属也”。或有此良好印象，在1931年3月24日，东北大学管理体制改革时，金毓黻还参与其中，“东北大学组织校务管理委员会，委员十一人”，张学良以校长兼委员长，宁恩承以秘书长身份代理校长职务，而金毓黻为委员，实际上处于了学校管理层地位，“集思广益，通盘筹划”学校事务，此后金毓黻多次参加委员会会议，在其本身政务繁忙之中还为学校发展作出诸多贡献，后担任教育厅厅长一职，进一步为包括东北大学在内辽宁教育事业做了很多有益的改革。可以说这一时段金毓黻与东北大学形成了不解之缘，或正因为有此次前缘，在1938年东北大学迁入四川三台县后的次年，时任校长臧启芳便邀请金毓黻到东北大学讲学，由此开始了第二次深入接触。

如果说第一次接触还有政府官员身份，第二次到东北大学的金毓黻则完全是学者和教授的身份，以其深厚学术素养、难得的东北情怀助力了东北大学文史学科的长足发展。这一时段的经历，《静晤室日记》也有着完整记录，连同上一时段有关日记可以作为东北大学校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以下仍以梳理相关经过略表二者的渊源之深。

1939年，受臧启芳（字哲先）之请开始了此后数年在东北大学的断断续续时长时短的工作，整体而言，在东北大学时间似更多更长一些。该年9月1日“哲先邀往三台任课，改作临时讲演，今日大致决定”，10月4日“将赴三台”，6日“将赴三台，整理行装”，最终是10月13日到三台，次日“晨起往拜臧哲先于其寓。旅至东门内东北大学，晤同乡友人赵翰九、白公烈、吴熙庸、陈述言诸君。晚臧校长邀饭于其寓中，俱邀者二十余人。”臧启芳给与金毓黻盛情接待。金毓黻对此生活颇为满意，特别是“饮食颇适口”。在东北大学开展教学等活动中，曾受邀“讲《东北大学之今昔》”“订史地系选课办法”，还曾讲座《论东北精神》，可能一开始这段时间投入工作较多，一个月后金毓黻便感疲惫，“日来处务稍繁，微觉劳瘁，夜间不得酣睡，宜以休暇矫之”，虽然如此，但仍继续投入东北大学各项活动，从日记呈现的这段时间日常生活来看，真可谓充实忙碌。金毓黻还参与创办学校的刊物，1940年1月7日作《东北大学弁言》，“救国之术，原非一端，将士以勇于战阵为救国，官吏以忠于服务为救国，学校以瘁于研学为救国，虽操术不同，其趋则一而已。”从中表达了学术报国的理想，随文还有办刊体例，具体策划了该刊物创办。1940年1月23日“午前考试东北史，课程已结束”，1940年1月27日，“晨起整理行装启程”。这一时段从100余天在东大的讲学，金毓黻一方面教学治学并帮助进行文化建设，另一方面还通过各种活动加强了与东大师生的情谊。为此后不久再度就职东大奠定了基础。

差不多半年后，东北大学设立专业研究生开始培养研究生，金毓黻再次来到东北大学，并对此用力颇多，1940年8月24日，“傍晚抵三台，寓嘉宾馆，晤哲先诸君。二十五日，筹划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事，余草章程及工作标准大纲。”“1940年8月26日，到东北大学晤旧雨甚多”，熟悉的东北大学中老友颇多，对此环境，金毓黻颇为满意，次日便“向中央大学电请辞职，并寄一航函，说明求去之意”。这一年金毓黻热心于东大文史活动，12月3日，“午后，东大历史学会开成立会，前往参与。”此后似乎常驻东北大学，导致“1941年9月，傅君孟真来函，劝余回渝受中大之聘，且将此间事结束。余以撰稿印书，一时不能离去，即使归去亦须在明春，托其转达前途，即以此意复之。黎东方来函，亦劝余回渝，谓中大史学研究所初成，应专心处理，以树良好之基础。”无论这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如何晓之以理，金毓黻并不为心动，坚持在东北大学讲学及从事学术活动，1941年10月3日，“东大开课，余讲授宋辽金史，自今日开始，每周三小时，排于一日之内”，1943年10月1日，“午前，为东大新生讲话，凡二题：一曰《东北大学设立之意气及其使命》，二曰《东北大学之文学院》”。10月19日，“晚间为文学院生讲《东大文学院之概观》一题。”还饶有兴趣“系风之八字为诗”作诗鼓励学生，其中，给历史学系“实事之中求一是，莫论收获问耕耘”……

从《静晤室日记》来看，自1939年10月到1944年12月五年时间中，金毓黻期间虽多次往返三台与重庆，但以在东北大学为主，金毓黻屡屡爽约此前所任教的学校，除其日记所载的百般推脱外，现存可见的相关书信中也能管窥其中的心情，如1943年7月给中大校长罗家伦（字志希）信中也深情表达，“在东大整理故乡史料，颇感忙碌，拟至相当时期，再行返渝，系务不能兼顾，亦属实情。”该年再度来到东北大学的金毓黻于1943年11月1日“为东大学生讲一题曰《大学生之修养》，并撰一文发表之”，撰写发表了《大学生的风度》等，参加了包括东北大学学生在内的青年奔赴抗日前线的系列欢送活动，为此事后还撰写了《少年从军行》给予抗日学子以颇高的历史评价，在此期间还组织了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文物展览会，以彰显中华文化而反抗日本侵略时的文化渗透。

以上是金毓黻与东北大学两个时间段的大体情形，作为一位历史学者，同时作为一位东北大学的教授、校友，金毓黻有着饱满的爱国之情，其朴实的爱国之情一以贯之，真切表露且一生践行，除讲学育人、著书立说外，还不遗余力发掘了东北大学的爱国资源，其中今天看来还颇有价值的就是1943年9月29日完成的《苗可秀论》，写于三台东北大学的这篇以东北大学学子为主题的文章，既详细介绍了苗可秀参加并组织抗日义勇军的大智大勇及慷慨就义的过程，并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维度给予了极高评价，把苗可秀与历史上的伯夷、叔齐、文天祥、谢枋得、史可法、夏完淳等人作比较，评价苗可秀“虽死如生，且可与日月争光矣”，该文目的在于“宣付其事迹于国史，列入忠义传，俾其大义其节，昭示千秋”。

最后补充一点，东北大学虽然邀请不少当时学者专家来校，但金毓黻却是文科教授中为数不多籍贯东北（辽宁辽阳人）的人。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于1993年由辽沈书社出版发行迄今正好整30年，全书550万字，分10册印刷，是近代学者日记中篇幅最大者之一。日记起自1920年3月6日，终于1960年4月30日，跨越40年历史，内容除记录作者日常事宜外，不少篇幅涉及所记时日左右完成的学术文字，从通篇记事可见作者勤勤恳恳耕耘与文史园地兼及与教育等有关事务，也可以管窥作者学术思考的详细脉络，从记事言展现了作者亲历亲见，有助于我们了解相关历史事实，从学术角度则动态呈现了一位一生执着于学术且建树颇丰学者的成长历程，概言之，《静晤室日记》具有多重学术价值，其间可以发覆者尚多，文章有限，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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