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董劭伟：一部交叉学科的力作——评张金龙教授《北魏社会经济制度研究》

2023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张金龙教授的学术新著《北魏社会经济制度研究》（下文简称《经济制度》），同一时间出版的还有张金龙教授主持的点校本《南史》修订本，同一年度两部与魏晋南北朝史相关的图书面世，体现了张金龙教授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如何从历史研究角度去充分挖掘宝贵资源，是重要的现实命题。

《经济制度》分上下册，全书74万字，分前言《本书各章提要》、序章四节《拓跋鲜卑的狩猎与北魏前期畜牧业》、上中下三篇十五章《俸禄制及相关问题》《均田制及相关问题》《三长制及相关问题》及结语《北魏社会经济制度改革综论》。全书引用单行本影印本和标点本古代典籍132种，《四库全书》本等古代典籍127种，考古类资料51种，参考中文著作166种，中文论文142篇，中文译著141种，日文论著35种，这些数字从侧面佐证了作者用心用力超越常人。

该书基本的特点是坚持传统史学史论结合的严密考证。主要体现在对史料的充分运用和精确分析，及对于学界已有相关研究的严谨辨析。张金龙教授从进入史学界以来便倾心于魏晋南北朝史为主的中古史研究，且在北魏史研究方面是其同时代乃至近代以来取得成果最多的学者之一。作为研究北魏社会经济制度的著作，选取了三个有内在关联的制度作为主线去展开，在三个专题各自深入分析中又系统论述了北魏的相关问题，从而把整个北魏社会经济制度源流作了系统考述。其中作为核心内容的“三篇”分别以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为中心对象和线索，详尽考察了整个北魏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动态变化。其研究主线为经济问题中的制度考察，北魏在发展中进行的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的改革，是其统治者对前期相关制度梳理与新制度创建的过程，新制度出现前后的变化正好内在反映了相关经济问题的动态情形，而“制度史研究是理解过去的根本性途径，自然也是认识历史的必由之路”（前言·第2页）。循此历史逻辑，《经济制度》第一次从三者之间的关系角度对北魏的经济制度改革作了详尽交代。对北魏俸禄制实施前的历史洞察让我们了解了北魏前期官贵的经济来源，这种粗创时期的情形存在着不符合政权稳定后继续发展的现实需要，于是俸禄制的出现有其改革内在的动因。均田制的创立既能使得政权有足够的赋税收入，更有助于维系社会稳定与发展。三长制出现与赋税改革有关，基于前两项重要的经济制度改革便应运而生。三项重要的改革深刻具体而有系统性，体现了北魏政治家高超的治理思想，“三项改革法令虽然是在三个年头颁布的，但实际间隔却只有一年五个月时间，其间的密切关系不言自明”（第887页）。

《经济制度》行文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或者也可以说是该书从方法论上重大突破的地方，就是作者引证了相当数量的国内外经济学为主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从直观上看与北魏社会经济制度似并无直接的关系，在一般人看来也许是很难产生关系的，但作者的奇正之处恰恰就在于此。充分借鉴吸收了古今中外学界对以土地为中心的经济问题的科研成果。人类在某些层面是有类同性的，所以有必要从共时审视角度来观察问题，但作为非全球史的选题，作者立足北魏史研究时，借用对其他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考索，即充分分析可能穿越时空的人类生存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在《经济制度》中有其匠心独运的方面，表明了一个古史研究者难得地以实践来明证其是有特殊强烈问题意识的，这里的问题意识一方面是对历史具体问题的追思深究，一方面还是对历史问题现实关怀的审思，这个角度显然还有一种试图在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下去检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

作者运用国内外以经济学领域为主的专家的经典性著作，从交叉学科视角解决了诸多问题。试举一例。第十章《北魏均田制的实施与破坏》第一节《反映北魏均田制实施的若干史文》中，作者分析了科瓦列夫斯基对于“无主”土地的介绍，认为“对于认识北魏均田制的实施似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510页），随后就亚当·斯密描述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情况，认为孝文帝均田诏文中情况与此相去不远（第512页）。这种对比，是在史料短缺情况下进行的一种逻辑分析，作者的表态也比较审慎，认为“上引史料虽然都能感觉到均田制在北魏境内普遍实施的现状，但却并非均田制实施的直接明白的例证”，但前者的对比毫无疑问会给读者提供了认识的便利。随后第2-4节的严密考证分析北魏之后的情况则更大程度上解决了提出的均田制实施与否的问题。在第5节，作者从均田制实施角度分析了北魏灭亡的原因，这里的论断对今日亦颇有启示，如“法律的完备适当虽然不可或缺，但能否执法则更加重要”（第553页），这一节里引用了刘易斯、熊比特等学者的观点，并结合北魏均田制情况作了详细史实分析，得出“如果政治黑暗，法令就更成为一纸具文。”从而揭示了“中国经济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土地法规”（第562页），最终因为“公权力的侵蚀下，均田制的相关规定在现实生活中被突破的情形日趋严重”（第560页），“均田制的实施是为了抑制豪强，限制地权过度集中，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土地买卖和兼并仍时有发生，在公权力侵蚀和政局动荡的影响下，北魏晚期均田制的相关规定被突破的情形日趋严重”（第564页）

作者进行比较研究，其中目的之一是在史料匮缺的现实中通过理论分析，“通过对中外历史上类似制度的比较，有助于加深对该制度的认识”（第711页），这方面的意义可以说在全书引用国外学者观点及其话语的部分都有所体现，而其中类似之处，首先得力于作者对北魏等中古史已有的研究积累，否则这种比较并不能成立也很难成功，作者基于其深厚的史学研究基础，成功地作了中外比较，实际上不仅仅有助于理解北魏制度变迁的各个方面，反过来也有助于读者在更广阔的视野去了解人类社会，了解所引用的国外研究对象与中国古代情况的异同。比如《关于宗主督护制》一节，“具有悠久历史的印度和俄罗斯的‘村落’体制，与北魏前期的宗主督护制有一定的相似性。”及下文引用韦伯对中世纪欧洲的考察结论来比对与北魏的异同，等等，这种异同对比，助益我们了解不同国家的相同一面，同时也使得我们更有利于从制度层面理解北魏宗主督护制产生及被废罢的原因（第722-725页），在《三长制的确立及其决策过程》这节中，作者指出了亚当·斯密所言英格兰的情形与三长制设立前北魏的基层社会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等（第739-741），在相似情形的比照中，又推进了对北魏的认识，类似这种认真用心的比对，使得该书具有从史学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古代史著作少见的优点，又规避了从经济学出发难免以论代史的缺陷。

《经济制度》这部从题目看一般会被认为这应当是一部传统史学选题的著作，对于北魏而言，史料的有限已限制了相关问题的深入，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有其研究的必要。《经济制度》各章主要内容体现了作者原创性研究意识的贯彻，一些问题学界或从某一视角进行过探讨，抑或有一定深入，但《经济制度》一书能首先构建一个宏大的制度史叙述框架，“以历史上的经济制度为主，属于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共同领域，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并非“经济问题的单纯性研究，而是与其它学科领域多有关联，或者说必须同时注意到经济以外的问题”（前言·第1页）。这部著作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出乎意料的惊艳，毫无疑问这不仅仅是一部通俗意义上的经济史著作，这是一部有着重大史识构建并认真清楚地回答问题的交叉学科著作，其中给予学界的启示会随着时间的累积而不断增加。

（作者系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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