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日报】董劭伟：一部经典著作的学科意义 《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评介

外交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从而与内政等共同构成古代政治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特别是汉唐时期以其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而雄踞于欧亚大陆东部，成为古代东亚“外交圈”的中心，因而很早就孕育、积累了一整套全面系统的外交制度，成为中国古代历史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古代外交制度史本来应该是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中不可或缺要素之一，然而近百年来它的发展却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与此相关的学术领域包括两个，首先是中西交通史、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或中外关系史，其次是所谓的“朝贡”体制。前者基本上不涉及本国的外交制度，后者虽涉及外交制度的某些方面，诸如使节制度、礼仪制度等，但因课题本身的局限而难以全面系统地反映古代外交制度。1998年黎虎教授《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的出版，首次提出了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这一学术命题，将中国古代的外交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进行阐述，后来黎虎教授又出版了该书的姊妹篇——《汉代外交体制研究》 (商务印书馆，2014年）， 两书全面系统地构建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史的学科范式，将中国古代外交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汉唐外交制度史》出版20余年后，又于201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表明这一著作的学术价值，在经受了时间的检验与筛选之后依然存在学术生命力。两书所开创的“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学科领域，以及诸多学人的后续研究，可谓蔚为大观，表明“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作为一门新学科业已形成。

《汉唐外交制度史》与《汉代外交体制研究》阐述了黎虎教授所独创的由外交决策、外交管理、外交使节、外交方式方法、外交手段与工具、外交礼仪与法纪诸制度所构成的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研究的全新学术体系。由《汉唐外交制度史》《汉代外交体制研究》两书所构成的“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学科展示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研究范式，从学科体系而言，其研究范式、框架设计、相关结论完全符合汉唐历史实际。《汉唐外交制度史》之“前言”部分首次对中国古典外交的特征进行了独创性的阐释；而《汉代外交体制研究》第一章中对于外交的“对等性原则”所做的考述，在学术界也是首开先河。所有这些研究都围绕“外交”作为国家（或独立政权）的职能而展开，从而创新性地建构起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研究的框架和范式。

以下从选题新颖与理论创新两方面略作评述。

首先，汉唐外交制度的选题具有独创性。在近代以来的古代史研究中涉及中外关系问题的研究，虽在中外交通、战争军事、文化交流等方面有过系统阐述，而对国家制度层面之“外交制度”进行专题探究并形成系统认识在《汉唐外交制度史》之前则未见到，这与学界此前对“外交”的认识有直接关系。正如黎虎教授所言，“二十年前本书初版时，还不得不申申其言：中国古代同世界各国一样，也存在外交这一国家必要职能。如今，这已然成为广泛的共识”。 季先生季先生侯《中国古代外交史的创新奠基之作——评<汉唐外交制度史>》一文这样说：“汉唐史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热门课题。汉唐断代史、汉唐经济史、汉唐政治史、汉唐文化史、汉唐军事史以及各种汉唐专题史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壮观，但唯独不见有汉唐外交制度史问世，因此说黎虎教授的《汉唐外交制度史》是创新之作，决非虚誉，说它弥补了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城的空白，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黎虎教授论著启发之下，从先秦到近代之前的古代史范围内不断涌现的以外交、外交制度为选题的新著作，拓展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视野。

其次，汉唐外交制度的系统研究具有理论方面的重要创新。回顾《汉唐外交制度史》初版至增订本出版之间20余年的情况，完全可以断言：“中国古代外交制度”这一创新性理论体系因汉唐外交制度史的研究及学界的检验而成立，中国古代史范围内其他朝代的外交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既是对该理论创新的肯定，也是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具体实践和进一步拓展。《汉唐外交制度史》与《汉代外交体制研究》解决的理论问题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古代外交概念及相关的科学论断上。如朱绍侯在《中国古代外交史的创新奠基之作——评<汉唐外交制度史>》一文中明确指出：“本书关于世界性两大外交圈和世界外交史两大发展阶段理论的提出，以及把中国外交史纳入世界外交史范围的认识，可以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具有独到的创见性。”张金龙教授在《<汉唐外交制度史>评介》一文中称：《汉唐外交制度史》在理论方面的创新，并不止于对“世界两大外交圈”“中国古典外交与近现代外交的重要区别”以及“提出了‘外交圈’这一新概念”等方面，更在于其创新性理论对深入认识和理解整个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等其他学术领域，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参考价值。

就中国古代史学科已有领域而言，“外交”这一领域从出现到广被接受，再到成为学界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方向，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科学认识、拓展深化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活动，其中黎虎教授的首创之功与学界诸贤的高度评价和相关研究，共同推动了这一选题的深入发展并朝着学科化的方向迈进。以此言之，黎虎先生所开创的“外交制度史”实可视为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学科创建的标志。

黎虎教授开创的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的学科意义，得到一直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季羡林先生的首肯，其学科范式还启发了不同断代史的学人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汉唐外交制度史》 (增订本）首次全文公布了季羡林先生于1996年8月3日所写的“推荐书”，分外引人注目，对于广大读者认识此书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起了提要钩玄、画龙点睛的作用。季先生说：“过去研究中外交通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颇有一些，成就亦斐然可观。但是研究中国政府内部的外交制度者，则黎虎教授恐系第一人，所以我们不妨称这种研究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季先生继续指出：“中国立国于东亚大陆，五六千年以来不可避免地要同周围的国家打交道。其间中外关系错综复杂，头绪纷繁，时盛时衰，时起时落。中国不管哪一个朝代的中央政府都必要认真对待，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有成功，有失败，有欢欣，有苦难。因而在政府的政治制度和结构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办法。如何决策，如何建立相应的机构，来贯彻已决定的政策。中国历史的特点，就是朝代变换频繁，后一个朝代，接受了前朝的经验和教训，建立了自己的决策和执行机构。朝代既多，经验斯丰，研究这个问题是中国史研究的一部分。”这段话的核心含义就是：中国古代长期的外交实践经验异常丰富，故有必要加以认真总结。也就是说古代外交作为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们既有条件和可能加以研究，也有必要和需求进行研究。黎虎教授的《汉唐外交制度史》和其后出版的《汉代外交体制研究》两书正是建立这一门新兴学科的开拓、创新和奠基之作，是建立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学科的具体学术实践，它的出版和所取得的成功，证明了这一论断的可行性和科学性。

季羡林先生的论述，不仅为“中国古代外交制度”这门新兴学科加以定位，而且同时指出它是“中国史研究的一部分”。回顾《汉唐外交制度史》从初版到增订本再版，充分说明这个定位是符合实际的。在黎虎教授所著《汉唐外交制度史》出版20年之后，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学科逐步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很多治史者选择古代外交制度作为选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汉唐外交制度史而言，黎虎教授《汉代外交体制研究》的续篇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有待继续完成，其他断代的外交制度史仍有进一步深究的广阔空间，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汉唐之后的断代外交制度史中有更丰富的课题被挖掘和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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