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45抗战期间,战火纷飞,为了保留教育火种,不少大学纷纷内迁到西南大后方。在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教学环境下,舞台上活跃的当属一群青年学子,一群在展示艰苦条件下保持蓬勃朝气的少男少女,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留下回忆,这些回忆在后人的整理下逐渐以日记、回忆录的形式浮现。这些史料,以真实身处在抗战时代下的学生视角,记录了平凡而又特殊的日常,但有一个主题始终不变——真诚强烈的爱国情怀。
杨静远,女,1923年2月生,父亲杨端六和母亲袁昌英都是武汉大学的教授,母亲还是“珞珈三女杰”之一。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杨静远从小热爱文学,对社会思潮的涌动有着灵敏的感应。杨静远的《让庐日记》清晰记录了全面抗战时期一名大学生的生活纪实和心理状态,从她日记的前后对比中可以清晰地发现,杨静远在不断接触中共的报纸、书籍的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在逐渐了解并接触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及共产主义思想后,杨静远逐渐抛开远离政治的清高态度,转而接触并接近进步思想,萌生了想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愿望。最后从一名不问政事的消极学生,转变为选择以中共的政治追求为自己终身奋斗目标的进步青年。
杨静远的父亲杨端六是武汉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一名国民党员,在这样的成长背景下,杨静远对待中共的态度一直是敬而远之。1942年4月15日,同学们正在讨论苏联和社会主义,杨静远在日记中写道:“从她们的话里,很明显地表示她们同情苏联,平日对待小说的兴趣,主要也在苏联。我一个学文学的,对政治根本不发生兴趣。我不喜欢一种以政治作背景的文学。管它民主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我都不参与。”甚至,在后来交朋友的过程中,遇到了父亲认为的“左倾”分子,杨静远对待他们的态度是“想起前途,还有什么事更值得注意的,并且这人思想比较激励,摸不清是那一路的,还是小心微妙。” 1944年2月25日,在谈到党派问题时,她依然坚持“左右各有缺点,现在一派也不加入”的观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杨静远对中共、社会主义完全不发生兴趣,甚至有些排斥政治立场鲜明的同学,有着远离政治的清高态度。
后来,杨静远结识了中共在武汉大学的地下党员胡钟达,二人经常进行思想交流,杨静远也从胡钟达这里逐渐了解到共产党,并且开始主动阅读有关中共的报纸书籍,如《新华日报》《延安一月》《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等。在阅读的过程中,杨静远为中共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感叹,被全面抗战理论所吸引,她开始争取每一个了解中共的机会:“1945年4月2日胡钟达借给我一本《西行漫记》,我必须看它,我得抓住每一个认识共产党的机会。”有一次,杨静远在阅读《论联合政府》时不小心被父母发现,身为国民党员的杨端六和袁昌英教训了杨静远两个钟头,向来乖巧的杨静远这次竟顶撞了父母,说她们蒙蔽了她的眼睛。
杨静远虽然没有在日记中明确表明自己的选择,没有明确的给出一个答案,但是在后来她写给爱人的信中,我们已然看到了结果。“我始终有个怀疑的影子,(国民党)是不是天数已终,该换朝了呢?也许这件衣服真是烂到没有补的余地了吧。”这段话可以看出杨静远已对国民党失望,明白国民党已不能够带领中国。杨静远与母亲在政党方面经常发生争执:“她(母亲)过分理想化了我们这个政府(国民党)啊!甚至她一点也不知道,她所努力从事的‘工作’连一根毛也没有飞到人民身上啊!于是那另一部分人(共产党),真正埋头在土里为人民工作的人,她就再也看不到了。……于是正统方面的每一句话都是证据,而乱党的每一句话都是漂亮的煽动、宣传、造谣、夸大,已经存在着这种成见,说什么都是白费的。”从这段可以看出杨静远对母亲一味偏执国民党的不解与愤懑,由此也可以得出杨静远最终选择了共产党的答案。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比中,她最终认为共产党是“真正埋头在土里为人民工作的人”。
杨静远虽无法代表国统区学生的全部,但也真实反映了部份青年学生心态的挣扎,中共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学生工作,传播持久抗战理论和党的思想政策,无疑是为这群青年打了一针强心剂,加速了青年学生接触中共、了解中共、选择中共,在一定程度上为树立中共在国统区高校的正面形象、增强学生群体对中共的政治认同起到了加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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